——闻前辈早读之遭遇有感

陕西省西安中学  朱妮娅

马一浮先生有句话：“礼有来而学之，未闻有往而教之。” 大致是说，学知识只有你跑到老师那里去学，没有老师撵着你来教的。这句话让我联系到近来听闻的一件事。一位同事，教语文的前辈，某天早读去抽查学生背诵，其中一名学生一问三不知，老师便问他你是怎么背的，学生说我一句一句地背，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老师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弄懂文章的意思，背起来就费劲。于是老师开始给学生讲：“这第一段的意思是，庆历四年的春天，我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官做巴陵的郡守……”第一段讲完了，问学生懂了没，学生说懂了，老师便欲讲第二段的意思，谁料想学生很不耐烦地手一挥：“不用了老师，我自己背吧。”说罢便埋下头，再不理会老师。

当教育变成了一种服务行为的时候，对老师的要求便无所不有，甚至学生不学，老师也得追在学生屁股后面不停地讲，然后学生大手一挥，将老师拒之门外。

如果教育真的是有偿服务，那么此话题大可不必论，但我以为，当传道授业解惑的事业变成了老保姆追着孩子喂饭，那它就不是教育了，甚至连教学都算不上。我相信所有的同事都在心底对教育有一定的信仰，因为这种使命感和荣誉感，让我们在意自己的师道尊严，在意学生对待我们的态度。上述的那位老师，事后回到办公室，极为伤感，闲聊之中透露出对自己的质疑和反思，这是令我非常感动的，当学生以冷脸相待时，老师却只是回转身来扪心自问，这是何等的胸怀！然而我并不认为一味地承担责任屡屡退让是正道，老师要教，学生不学，那就应该让学生重新认识什么是师道尊严。做学生的，想学就学想不学就不学，高兴了追在老师身后，不高兴了弃若敝履，这算哪门子的求学？难道“师生平等”演化到今天，就变成了这等局面？

教育在改革，观念在变化，改着改着，老师的角色却愈发不重要了。诸位看看新课改之后的许多课堂，“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然后老师们都不说话了，老师只负责列出许多问题让学生发疯般地讨论——有的甚至连问题都不列，文本摊给学生，“让问题自然生成”，学生讨论，学生总结。那么老师起什么作用？没有精心地设计，精彩的讲授，没有台上的妙语连珠，哪来学生的心悦诚服？如果让学生自主学习能换来学生真正的收获与成长，那么老师地位日下也大可洗把脸忘了去，但是学生的解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会有多强？即便有几个出色的，那么一个班70个人，剩下的呢？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呢？他们的表现是否能满足课改理念对学生的期许？他们在课堂上耳闻目睹的，仅仅是自己同学那些不成逻辑的发言，和已经变成节目主持人的老师不停地对同学点赞，那么，传道授业的老师去哪儿了？做老师的如果自己将神圣的讲台拱手相让，又怎么能怪学生对自己“视之不甚惜”？

师生平等绝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传道者和求学者的地位怎么可能一样？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描述的求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学生战战兢兢，先生声色俱厉，这才是求学者对所学铭记于心的缘由，学习本来就该是苦差事，学生对老师本来就应当有敬畏之心，很多人都对电影《死亡诗社》赞不绝口，认为教育就应当是开明随和的教师领着学生一起反对教育体制，一起踩课桌撕课本，这是对教育的误读，亦是对电影的误读，电影探讨的是青春与生命的价值，讴歌对文学与知识的膜拜，并不是要把师道尊严踩在脚底下——更何况，那些理想的场景与人物，仅仅是电影中的而已，现实有诸多更为复杂和令人尴尬的情况，学生的顽劣与麻木，绝不可能因为某个老师的温柔相待便消失殆尽，绝不可能像电影中呈现得那样：在门缝里瞅见了老师吐着血改作业，于是乎感动得天崩地裂，从此改邪归正……一名普通中学的教师，面对70个学生，想用温情或个性收拢70颗不一样的心，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事实上，教学有效的前提是管理到位，只有管理者的尊威得以保证，秩序才能得以保证，只有秩序好了，教学才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所以，维护师道尊严毋庸置疑。

教育学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必有反复，这是正常的，但是在学生从屡教不改走向秉守正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其言行控制在规矩范围之内？前面讲到的那位遭受冷遇的前辈，绝不是镇不住学生的软柿子，但为什么学生敢在他面前大手一挥，正是因为大环境没有了师道尊严，学生才会觉得将老师的好意一脚踢出门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讲台上的人没了尊威，还谈什么教学有效性？

“师道尊严”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知识文化的尊重，对教师学养的崇敬，以及对传道授业解惑中师者辛劳的认可，是经历了岁月考验的至理名言，而“严师出高徒”是中国人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这种严，不仅应表现在课堂秩序上，更应当表现在教师处理与学生的关系上，这需要所有教育行业的人们共同努力，从专家学者，到校长教师，包括行政教辅人员，都要有意识地建立起一个“师道尊严”的环境，才有可能让学生重生敬畏之心——对教师，当然，也就是对知识。

发表于《陕西教育观察》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