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园地

本刊记者_张蕊_李怡霏  郭富斌供图

在郭富斌心里，历史是一个又一个的画面。有颜色，甚至有味道。

跋涉至西安，古城之炎热，白露已过仍觉不出凉爽。在郭富斌的办公室里，与之对坐，聊人，聊历史。忆起往昔，郭富斌用了两个字：苦难。

摸着历史的痕迹长大

1964年，郭富斌出生于陕西蓝田县，秦岭北麓。蓝田很出名，郭富斌出生的这年，科学家在这里找到了距今115万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可是，蓝田在郭富斌心里，却像是“中世纪的汉朝”。20世纪70年代，在蓝田，没有一点工业印记。（此处一点改为“多少”）

坊间有说，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即以蓝田为原型。“原”，是关中平原的地貌之一，上面平，下面旱，生活穷苦。除此之外，还有“川”，县城立在川道上，可见富庶。“岭”，山岭地区，亦不富裕。郭富斌的家，则在“川”“岭”之间，称为“半岭地区”，是个过渡地带。

郭富斌家8口人，爷爷，奶奶，妈妈，两个妹妹和姑姑，爸爸常年外出劳动（改为“在外面工作”）））。这种家庭结构，术语称为“一头沉”。今天还有很多留守儿童，也属于这种情况，只是在郭富斌小时候，粮食是要靠种的，家里没有劳动力，自是吃不饱。

直到今天，郭富斌都忘不掉小时候在县城看到的煤渣路，甚至对“煤”的味道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煤让郭富斌“闻到了现代文明的味道”。

“有一件事，现在想来奇怪。当时的天气特别，心头整天都觉得是艳阳天。”

郭富斌不是说天气，是画面。

“比如，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照进来，粉尘在光线中起舞。太美了，还伴有油墨的那种香气。我至今还能记得那样的感觉。”郭富斌回忆起初中（应为“小学”）第一天上课发新书，眼神有些飘忽，仿佛看向了很远的地方。加入红小兵的那天，郭富斌和同学在沟边大声呼喊，畅谈人生、理想，想着课本上读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觉得阴霾的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在农村，一般是下午的三点吃午饭，这一天，大家刚好端起饭碗，就听广播说毛主席去世了。全村人干（应为“他和伙伴走了”）了五里路，围着隔壁（邻村）村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相拥而泣。

读高中的时候，郭富斌坐在家里的柿子树上，看（担忧）人民公社破除（解体），看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领土地，（此处删除）他惆怅，家里分下来的地谁来种呢？爷爷半身不遂，自己又在读书。可事实上，家里的日子好过了，他成了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郭富斌家所在的村子姓“吕”，吕氏家族是宋朝名门。五里头村立着一个“吕祠庵”，纪念吕氏。《白鹿原》里面的朱先生，原型便是这村里的“牛才子”，名叫牛兆濂，清末关中大儒，拜于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这牛才子，便在吕祠庵里讲学。

郭富斌自是没有赶上这个时代，却也摸着历史的印记长大。

幼时，郭富斌爱随大人到这吕氏宅邸纳凉。文革时，吕氏的宅子被充了公，作了仓库。这宅子建筑讲究，与普通宅子不同，吕宅的椽刨得方方正正，寻常人家则用圆木，后用芦苇糊住泥巴做底，吕宅则用的是砖。每有时间，郭富斌就坐在这冬暖夏凉的屋内，听老人讲吕氏家族的兴衰。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读过的书，真是有限。”郭富斌读过的第一本书叫《战火中的青春》，将革命斗争的故事。还有的就是《林海雪原》《铜墙铁壁》了。为了读书，郭富斌常去县城叔叔（应为“外公”）家玩，因为外公家旁有个租（应为“新华书店”）书店，一分钱租一本，一天就可以看完。

就是这股劲儿，让郭富斌初中毕业后，放弃了保送，考到县城读书。这才有了高中时期的“三剑客”。三剑客，是郭富斌与高中时代两个好友的并称，这三人，一个好写诗，一个写散文，郭富斌则是写小说的。他喜欢鲁迅的文字，有画面感。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美好的东西。但高考时，‘文学’和‘历史’，我一直徘徊。”

关注生命就是关注历史

最后，让郭富斌走上历史这条路的是一个事件。

由于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为军国主义辩护的逆流出现。70年代文部省授意改变“侵略”的表述形式，1980年审定教科书时将“侵略”淡化为“进出”、“进入”。1982年，这本教科书公开出版。

此事，在1982年的中国引发了激烈的反应。这一年，郭富斌高考。这一件事，让他的志愿表上出现了满页的“历史系”。最后，他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2002年，郭富斌带学生到日本交流史（删除），在书店里买到了这本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因为英语一直不好，郭富斌改学了日语，加之日语中有不少汉字，回国后，他将书中讲到“甲午战争”的一节做了翻译。说到这里，他起身在满柜的书里，找出了这本《历史教科书》，我第一次眼见这本书。

小时候，那种求知若渴却又无书可读的状况，在师大得到了缓解。每日，郭富斌穿梭于图书馆与宿舍之间，心无旁贷地阅读。从最开始只关心日本问题，发展到对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审视，在寒窗苦读的时间里，他把钱都花到了买书上面。有一次，读到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他甚至动手将全书抄了下来。

到现在，读书、动笔的习惯，郭富斌仍坚持。他从办公桌上取出两个黑色厚本，其中一个作摘录，另一个则纪录着每日读书的项目，每一页的满载，足见其阅读之广博。

“我非常赞赏八十年代《读书》杂志的一个口号——‘阅读无禁区’。我出生在一个物质与精神生活高度贫乏的时代，但敬惜字纸的观念还有。”从小时候抄写《增广贤文》，到在冬夜的被我也偷看《一只绣花鞋》，70年代末，在读《红楼梦》《东周列国志》等解禁的书籍。“如果说一个人有精神底色，这就是我最初的精神底色，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

大学期间，郭富斌得以接触到外国书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能记得序言里马克思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丛书中一本名叫《摇篮与墓地》的书，写严复的，给郭富斌深刻印象。“我深深地为这位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所震撼，正是他给中国‘盗’来了西方思想的天火。”

郭富斌的阅读让人觉得庞杂，但可以窥见一条主线，即国家与社会结构一类。我问他为何？他回答我：“作为老百姓，本来离国家就很远，但对国家发展的道路需一直关注。（建议改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忧国忧民的传统，何况现代公民，更应该关注国家和社会发展。”）”郭富斌称这算作一种情怀。

这样的情怀，自是少不了带进他的课堂。

忆起在西安中学的第一堂课，一直很持重的郭富斌，开始眉飞色舞。从师大毕业后，郭富斌被聘入西安中学任历史老师。一个农村学生走进省重点，郭富斌自觉身上有种泥土的味道。过去只在教科（改为“辅”）书封面上见到的名字，如今都出现在自己眼前，成了同事。第一堂课，有不少名师都坐在下面，临进门前，郭富斌被通知：要讲普通话。

一个农村孩子，何时讲过普通话？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这一堂课，讲“原始社会”。“恩格斯说，有人才有历史……”借此开头以后，郭富斌从圣经故事讲到了云南纳西族传说，再转向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整节课下来，除了标题，其他内容都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掌声雷动。

“我不能照本宣科，重复课本。”这是郭富斌给自己的要求。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教书生涯中，郭富斌的课都是如此，没有教条，亦没有规矩。（此句删去）他告诉学生，历史是关于人的，它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有关生命的存在，关注生命就是关注历史。“我一直的理念都是跨学科的，没有把历史课局限在历史里面。”

读大学时，郭富斌就常去蹭中文系的戏剧课，还为剧中的人物写诗，到今天他仍能背诵关汉卿的《蝶双飞》。按照最初的意愿，郭富斌是想做历史研究的，可惜英语不好，没考上研究生。但在西安中学，郭富斌觉得自在，每天除了上课，就是读书。他的办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满座。郭富斌笑笑，就是喜欢神侃。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

据说高朋满座的不仅是郭富斌的办公室，还有他的课堂。在网络上一条点击过万的公开课视频里，记者见到了课堂上的郭富斌。

与之闲聊时，郭富斌多是温和地娓娓道来，说到动情处，甚至有一种动容。但在课堂上，郭富斌却像个将军，自信满满，字字珠玑，犹如全部的教材、文字、知识都成了他的士兵，听从指挥，待命令一发，即刻发射的感觉。一堂近一个小时的公开课，就在他激情昂扬的演讲中，过完了。

“站在21世纪门口，回望20世纪，有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世纪之初人类命运的抉择中，集中出现了四大实验。”课一开始，郭富斌用人类发展引入主题。PPT上写着标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教科书相应课时的标题则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他问：为什么多了“斯大林模式”？

紧接着，他结合现实因素分析了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参照，以及教材小字补充的关于南斯拉夫探索新道路，被苏联压制的故事。最后，告诉学生：“这些材料还不够，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因素，就是和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梦想有关。”郭富斌，补充到公元1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基辅罗斯洗礼。

“俄罗斯人从此接受了东正教，它不仅在精神上统一了俄罗斯，而且点燃了俄罗斯人的世界梦，从此担负起拯救基督教世界即整个人类的神圣使命。”

于是，从俄罗斯的三色旗意义起，分析俄罗斯民族；说到国徽、国歌，以中国作对比，分析俄罗斯民族的世界性；接着，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三个阶段，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斯大林。整堂课上，郭富斌很少抛出观点，而只是提供材料，这其中就有他读书时期手抄的那本《让历史来审判》中关于斯大林的论述。

接近尾声，郭富斌抛出一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怎么看待斯大林模式？

郭富斌没有给出答案，但课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

史学家科林伍德说：我们可能走的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什么目的？当年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实验？它的原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

“在这堂课上，我设计了四个流程：‘一个世纪的回望’、‘一个时代的迷雾’、‘一场悲壮的实验’、‘一个永恒的话题’，探讨苏联道路抉择的得失。”课后，郭富斌对课堂做了总结，并列出了一条51项的书单，供学生补充阅读。

郭富斌喜欢陈衡哲女士的一句话：教科书减去了见识，便是一本白纸黑字的死书。因而，他觉得历史教育应该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去进行教学。“未来中国需要有独立人格的高素质公民，需要建立公民社会，我们的学生是社会的主体。所以，历史老师要当魔法师，沟通历史与现实，用古今碰撞所迸射出的光辉照亮学生心灵，让历史教育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因此，郭富斌的历史课堂上，思想，被提到了高位。

他提出，要放宽历史教学的视界，用“大历史观”进行教学。以专题的方式备课，不拘泥于课本，站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上，去看待历史事件，再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重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将历史的重心放到“人”身上。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历史中的“人”，关注历史人物的故事；第二，则是学历史的人，即学生，历史课堂要与学生互动。“让历史人物走进学生心灵，让学生在前人的思想和命运中去反思、追问，丰富思想。”

在郭富斌的办公桌上，收着一本满是爱心的本子，那是刚毕业的学生写给他的。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名99级的学生，毕业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她给郭富斌写道：

您领我走进历史之门，让我对历史进而对整个文科产生极大兴趣。您的课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公平、平等和自由。这一切正是法律所追求的。

有很多次，郭富斌都有机会去更高的平台，成为历史书籍的出版商，或者政府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但最后，他还是选择留在学校，留在学生的课堂上。

大概是这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对话郭富斌：历史，一个无休止的对话

《教育家》：对历史和历史教育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在你看来，如何界定历史？

郭富斌：何兆武先生说，有两种历史，一个是历史学Ⅰ，它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还有个历史学Ⅱ，它是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历史学Ⅰ可以认为是客观的和不变的，但历史学Ⅱ是随着我们的思想的改变而改变的。建国后，土地公有制一度让农民群体站在中国历史的核心，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却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

人看历史如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感知的历史也就不一样。而一个人的经历和价值观的变化，都会影响其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完全有赖于历史学Ⅱ给它以生命。没有这个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Ⅰ所留给我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

《教育家》：那么，历史教育呢？

历史本身有极大的丰富性，为不同看法提供了可能。历史丰富性的本身就有极大的教育价值：世界原本就是丰富多样的存在，为发挥出历史培植年轻一代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需要摒弃那种将一种解释非法地晋升为唯一正确解释的企图。

历史资料很多，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是教科书，它代表国家立场，是主流解释。但是，老师不能照本宣科，对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解释，当然，个人观点不能代表国家。还有就是来自于学术界的解释，这也是一个选择渠道。最后，应该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解释，他们对教材的反思就是历史教学效果的证明。在我看来，历史就是一个无休止的对话。

《教育家》：是这样，历史几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了。“热”的背后是什么？

郭富斌：中国历史是“缺钙”的：历史很热，如百家讲坛都变成了历史讲坛。可热的只是表象，大家只对帝王将相、权谋斗争感兴趣。现在我们能看见的历史剧，描写的都是宫廷权谋。中国历史热的背后是寸草不生，没有思想，只是重复以往的故事，里面的错误观点更是不计其数。

国人心中的历史有庸俗化和神圣化两个极端。人们看资治通鉴，学习的是如何治人。看红楼梦，到后来也全部从权谋角度去解读。人们在历史里面找逸闻趣事，历史的格局和格调消失殆尽。实际上，历史应该是找智慧的。社会正常时，历史是导师，可以引领。不正常时，历史是医生，可以治病。

《教育家》：所以，透过你的课堂，你想要让学生获得什么？如何引领高中学生？

郭富斌：我在高一历史的导言课里面，提到过三个“不迷信”：不迷信书本、权威、明星。我想告诉学生，任何人不能代替你的思想，你的头脑不能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就怕人民思想。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来控制思想：残酷如焚书坑儒；隐蔽如科举制，只将四书五经列为主流读物。

我一直跟学生强调思想的重要性。两百年前的美国很弱小，让它强大起来的不是航空母舰，而是思想。犹太人对世界的影响之大，也是因为他们思想。

《教育家》：历史，是否同样践行者素质教育的重要功能？

郭富斌：现在的历史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历史档案化，人们认为历史就是档案。历史呈现过于片段，没有画面感。第二是庸俗化。

现在国内的历史还在普及阶段。人可以接受各方信息，但缺乏整合。作为历史教师，整合资源很重要。你教一段历史，各种资料和渠道太多，必须要整合后再反馈给学生。这个背后有个人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观不同，整合出来的信息也差异巨大。

教师首先得提升自己，才是“素质教育”，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教育家》：如何运用历史课堂训练思维能力？

郭富斌：注意与历史人物对话，走进历史人物心灵。历史的主角是人，历史教育在人的教育上有独特的优势。让历史人物穿越时空走进学生心灵，让学生感悟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前人的思想和命运中去反思、追问，丰富自己的思想。

《教育家》：以这样的标准，对“历史老师”的要求就非常高了。至少要做到知识广博？

郭富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做历史老师的“四站和四让”。“四站”是指“站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点上，站在大学和中学的结合点上”，我觉得“站”就是一种视野，我是中学老师，我要关注大学课堂；我是中国老师，我也要关注西方教育；我是历史老师，我更要看清现实。

“四让”就是“让思想的光芒照耀历史课堂，让人性的光辉沐浴历史课堂，让大师走进历史课堂”，“让”是我的一种人文情怀。我上课不会去想那些固定的知识点，我讲解放战争，讲它对今天的意义，对学生的影响。我会告诉学生，这是内战，是悲剧，这是不可避免的。

《教育家》：实际情况如何？在你教学与培训的过程中，你所接触到的历史教师情况如何？

郭富斌：教育现状不好，不仅是历史。国内历史教育两级分化严重。深圳、珠海、上海、济南、北京等地都有很好的老师。老一辈知名的历史教师比现在多。

我认为，青年教师要做到：在阅读中成长，教学的过程就是分享阅读体验的过程，阅读的边界就是教学的边界；在交流对话中成长，身边的同行就是你宝贵的财富；在反思中成长，即善于向自己的实践学习。

中国自古文史不分家，语文和历史都出了多位名教师，现在却产生了危机，为什么？因为老师站的高度不够，学生感受不到。老师丰富和生动了，才会激发学生的潜力。

《教育家》：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老师应该如何组织教材？

郭富斌：我校用的是岳麓书院的历史课本，高中分为三个部分。在文化部分，包括文艺复兴、希腊先哲崛起、西方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内容，2500年的历史，从东南欧到西欧，全部都囊括在里面，学生学习较难。我理出一条主线：“人”。古希腊，人的崛起；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宗教改革，人的解放；科学革命，人的力量；启蒙运动，人的理性。总之，将核心放在“人”上，再把课本内容加上去。

我在导言课里面就会告诉学生，人类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老百姓（改为“文化”）生活三种。而政治生活不论复杂与否都有三类，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就是要让让人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这也是我的政治立场。（此处建议关于其他两种生活的见解也加上）

《教育家》：你的课堂中，很多地方涉及到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你如何看待东西方价值观？

郭富斌：历史就是让你找准自己的位置，如果建立一个坐标点，那就该清楚中国在这个世界的哪个点上，发展的曲线在哪里，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在发展中，了解其他地域的发展情况。同样的问题，以西方价值观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之间的差异在哪里，这些都要清楚。

东西方之间有没有一个交汇点和一个对立点？如果有，对立点能不能交合，交汇点能不能扩散和发展？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教育家》：现在，不少中学生参与历史公益活动，你怎么看？

郭富斌：我觉得有用，这给学生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帮助他们对外部信息的了解。我曾经在南京看到非常震撼的一幕，一群加拿大老师带领学生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们正在做关于“远东损害问题”的课题，对远东地区的战争中，劳工、经济、受害者、文化损失等内容做调查。在这里，他们抱头痛哭。而国人前来，大多无动于衷。我觉得应该支持这种活动，让大家真正的去触碰历史。

本文发表于《教育家》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