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资源

苏联小说《古丽雅》中说人有四个高度，而中学为第一高度。中学生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高度，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合格的教师教出不合格的学生。我们需要一大批真正的“明师”——明白之师，明辨之师，明天之师，作为人类文明传播者的历史教师，责无旁贷。

课堂：师生分享智慧的场所

先简单说说我对历史课堂教学的理解。

新课程强调教师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程资源多样化、最大化的背景下，在教科书和教参仍是许多教师作为主要教学依据的今天，与被学生视为第二生命的教科书相比，教师何以成为最重要的课程资源？70多年前，陈衡哲女士《西洋史》序言中的一段话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她说“教科书减去了教师，便是一本白纸黑字的死书，我深望采用此书的教师们，能理解我编书的原旨，能给我以一点精神上的赞助。我尤希望他们能帮助青年们，去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俾人类误解的机会可以减少，人类的谅解和同情也可以日增一日。这个巨大的责任，历史的著者不过尽百分之一，其余的九十九分都在一般引导青年们的教师上。”陈女士是过谦了，但她明白指出了教师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死书活起来。如何让教科书活起来，有两个基本路径：

一是与学生分享阅读的体验。

历史教学的过程就是一个分享阅读体验的过程。教师阅读到达的地方就是教学到达的地方，阅读的边界就是教学的边界。台湾洪兰博士倡议把阅读作为教育的根本。她的推论过程是：阅读可以建构知识的鹰架，大量阅读后就架构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建立常识、累计学识后，一个人就有了见识，而见识广才有可能有辨识的能力和创造力，孩子们的未来才有创造力。洪博士还认为经验是达到学习的最好的方法，因为它促使神经的连接，但是经验要靠时间换取，而人的寿命有限。因此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经验，就必须快速将别人的经验内化为自己的。而吸收别人经验最好的方式便是阅读，因为它超越时空的限制。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很少课外阅读，我们的教科书又不大适合学生阅读，它提供的了太多的结论，而学生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把它们联系起来，学生和教师的差别在于有没有背景知识来建构他的基模，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接收信息，但没有经过基模解读的信息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教师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弥补学生的不足，与学生分享阅读的经验，激发学生的兴趣，开拓学生的视野，给学生一个广度，最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转化。

二是与学生分享人生的经验。

历史教育就是一个个不同阅历的人对同一内容的阐释，历史教育是在一个集中的地点，短暂的时间内的交流，不是什么都要学生自己亲自经历，与学生相比，教师的社会阅历相对丰富，这是教师能够提供给学生最大的帮助，教师的知识结构包括策略性知识、专业性知识和经验性知识，其中只有经验性知识是独一无二的，是最具有个性特色的。新课程要求教师要以智慧点燃智慧，那么教师多少要显得有点智慧的样子。不充分利用教师资源是资源的浪费，学生的损失。用力帮人的人是好人，用钱帮人的人是善人，用智慧帮人的人是贤人。因此历史教学要贴近人生，不拘泥于教材，把教师自身的思想、自己的人生与课堂结合起来，拉近教材与学生的距离，教会学生感受和思考生活，给学生一个深度。

具体到本课，我与学生能分享什么样的阅读体验和人生经验呢？

主题：寻找苏联盛衰的DNA

与别的国家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苏联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计划的建造起来的。20世纪它在世界上迅速的崛起和迅速的解体是让人惊叹的两个“奇迹”。

苏联从一个落后国家到一个超级大国可谓神速，1905年日俄战争还惨败给日本，到1939年诺门罕战役大败日本，报一箭之仇只用了34年，到1945年摧毁德国、扫荡日本，成为与美国并立的超级大国才40年，如果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只有短短的28年。

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到解体更出人意料，46年，一个强大国家的生命年轮竟如此短暂，在世界历史中极为罕见。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备课时我勾画了一张苏联的生命周期表：

1917年一个新生命诞生，1936年长大成人，1945年儿孙满堂，1956年重病，1986年手术，1991年死亡。

对着这张表，我不时思索：这个新生儿月份不足，它的母亲虚弱不堪，它自己长期营养不良，成长环境不佳，也不大招人喜欢，是地地道道的欧洲孤儿，很少会有人看好它。是什么力量让它在20岁后奇迹般地从欧洲孤儿成为到欧洲宠儿？30多岁时更是从世界的边缘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又是什么因素让它在年富力强时身患绝症不治而亡？ 

我想起了资中筠先生的话，20世纪两大问题：一个是全球化，一是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再进一步说，为什么20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朽、灭亡，却反而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为什么曾经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雀跃欢呼，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是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竟在七十年后訇然解体，幡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在这一大片欧亚大陆上受到严重挫败……”

苏联兴亡的钥匙就是斯大林模式。成也斯大林模式，亡也斯大林模式。

借用音乐家梅纽因描述20世纪时的说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激起了20世纪最大的幻想，同时又几乎毁灭了一切。

我们应该循着什么样的路径去探寻苏联的盛衰得失？

流程：苏联道路的前世今生

我设计了四个流程：一个世纪的回望、一个时代的迷雾、一场悲壮的实验、一个永恒的话题来探讨苏联道路抉择的得失。试图帮助学生理解苏联为什么要找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它找到的是怎样一条路？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苏联一个国家的路怎样成为世界多国追求的理想之路等等？ 

1、一个世纪的回望——斯大林模式的世界位置

意图：一是通过同时代的改革说明寻路的必然性；二是明确苏联道路的特殊性——以取代资本主义为己任。

四大实验中苏联最早，1917年开始，30年代完成；法西斯20年代兴起，30年代极盛；瑞典1924年初试，30年代正式开始；美国最晚，30年代大危机中被迫调整。

从现象上看它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有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论证《西方的没落》，有文学家（罗曼罗兰）在唱欧洲资本主义的挽歌 ：“对欧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整个欧洲就是一所疯人院”“永别了欧洲……你在坟场中走着，步履维艰，这里就是你的归宿，躺下吧……让别人领导世界！”，而政治家们则忙于寻找挽救或埋葬资本主义的良方。

从根源上讲这些实验都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有关。资本主义以市场配置资源，而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在空前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受害者与受益者日益壁垒分明，于是而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纷至沓来，不管它们采取什么手段，之间有多少不同，但在关心弱势群体上是完全一致的。

对资本主义是修补还是取代，最终形成了两大类型改造方案，一种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一种是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的发展模式的革命。美国是前一类的代表，苏联是后一种的典型。

让我们重温当年苏维埃红色领袖的誓言：

列宁：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落后。赫鲁晓夫1961年：我们将在20年内实现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1977年：“我们正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发达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最近的入口。” 

说这话时，他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多么的底气十足，多么的自信啊。以至于所有的反对的声音都充耳不闻：

普列汉诺夫曾预言苏维埃政权将先后遇到饥荒、经济破坏、工农联盟破裂、意识形态引起的内部解体四大危机。（陈启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跨世纪的大辩论》《战略与探索》第2期，P57）罗莎·卢森堡判断“在如此不幸的条件下，甚至依靠最坚定的决心和最强烈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去作以此为目标的微弱的、走了样的尝试。”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P632）柯罗连柯警告“你们在做第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蓝英年、朱正《从苏联到俄罗斯》P12）

今天一切已尘埃落定，时间也做出了裁决。我们不能不思考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判断上是不是过于自信？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沧桑15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专题研究报告十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312）：150多年来社会主义发生的重要变化，第二部分对社会主义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景估计： 

 “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要在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总体水平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估计还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目前，社会主义各国实际上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不断进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报告最后的结论是，过去看轻、看短了资本主义，看近、看易了社会主义。

引导学生思考一个问题：黑面能不能蒸出白馍？改变用火行不行？原来用柴火现在改用炭火行不行？改用天然气行不行？改变蒸法行不行？最后蒸出来的只能是苏维埃黑面包——腥臊恶臭，难以下咽。

2、一个时代的迷雾——斯大林模式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意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苏联建立后激起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希望，有人欢呼这是庶民的胜利，“试看未来域中，定是赤旗之天下。”有人认定这是 “一块让人类再次得救的新大陆”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新方向”。日本人秋田雨雀预告，知道了苏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未来。

莫斯科一时成为了红色麦加，世界各国追求进步的人们或者以朝觐式的拜谒、或者以记者的述评、或者以文人式的寻味，奏响了一曲访苏交响曲。 尤其是来自东方的朝圣者更是渴望：“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瞿秋白《饿乡纪程》东方出版社P104）

是什么因素让一个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时间的建设道路，被神化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道路？

我比较满意的是从历史文化角度解读斯大林模式神话的原因。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格林顿有段话对我印象很深：在某种程度上说，从人文角度对俄罗斯的观察，要比政治学、经济学这样的一些带有计算性质的学科更具有穿透力。（《20世纪俄罗斯》修订版序P3）

比较遗憾的是因时间关系，在课堂上略去了对苏联强化斯大林模式三大文献的解读，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为此，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总结和推广苏联经验。

一是把苏联经验写进宪法，用宪法保障它的权威性，不可挑战性。

二是通过《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从历史角度，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明了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方法和途径。该书一问世就被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百科全书，该书再版300次，发行达4300万册，成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金科玉律。

三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历时15、6年编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论证斯大林模式的科学性。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敢在1948年5月致铁托信中自信地宣布，“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容许的。” 

除了课堂上探讨的这三个因素外，形成这团历史迷雾和我们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误读可能也有关系。

在二百多年前，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正如熊映梧教授指出的，这引起一场全球化的误解：市场经济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和专利品。所以，马恩在设想未来社会时，提出必须消除商品（市场）经济。列宁在1908年断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

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非常清醒的，恩格斯1893年回答《费加罗报》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 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都看不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628—629）恩格斯还告诫说：谁“以为从他这本书里（资本论）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P243）

我在备这一部分时还读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直面的历史追问： “在当年那些认为苏维埃俄国代表了人类未来的激进的中国人看来，宣传苏联，宣传苏联的成就、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就是宣传真理，有如普罗米修斯将天火窃到人间一样。”“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理事七十四年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了怎样的天火？”（蓝英年、朱正《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P78、81）

李大钊欢呼的《庶民的胜利》，历史的事实又是如何？实际把持苏联的是70万特权阶级和300万家属。在1989年苏共代表谁的一次调查中，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是7%、代表工人的是4%，代表官僚的高达85%。我们不能不问理想何以褪色？

3、一场悲壮的实验——这是一条怎样走出来的路？

意图：探讨历史的选择性是怎样被扼杀的。

苏联史学界有一条戒律——只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不能重新设计历史发展道路。连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都说，20——30年代之交“帝国主义侵略威胁近在眼前”，因而“必须不是走，而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跑完由手工业和农村村社到发达的工业化的距离”“党不能选择除了加紧实现工业化之外的另外的历史道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真的是别无选择吗？列宁时代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两种选择；斯大林时代也有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的激烈交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样的机制和因素在促使已被列宁所否定的战时共产主义还会在斯大林时期死灰复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学者张建华的回答：

第一是历史文化因素所致，即俄国是一个有着三百年绝对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以集权主义和权力本位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苏维埃领袖和群众的政治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

第二是现实因素所致。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处于及其险恶的环境之下，影响了苏维埃领袖选择党政合一、以党代政、意志绝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

第三是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致。即斯大林因其民族出身、教育水平和政治视野等因素限制，使其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无法与列宁等人相较，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惰性因素反而在他身上有明显的体现。

第四，与俄国历史上的赶超式发展传统有密切关系。列宁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实际上是这一传统的隐现，而斯大林直接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就是赶超模式。

第五，与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先行和思想动员先行有关。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意识形态先行的革命，革命者将自己头脑中的新社会蓝图变为现实。这种意识形态先行的特点赋予了高度集中、政治权威和统一意志以天然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激荡百年的俄罗斯》P155）

因而有人认为，苏联模式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具有明显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因素。（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

4、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是一条怎样的路？

意图：对苏联道路的历史反思。它留下了怎样的足迹?是不是人类解放的光明之路？

陆南泉评论说：“苏联模式不是以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的，不是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其模式追求对象的。恰恰相反，苏联模式的目标追求超级国家化，党和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化，国民经济过分计划化，经济管理行政命令化，社会结构单一化，文化思想的高度统一化，社会模式的一律化，外交政策的扩张化，党中央决策的人格化。”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P513—514）

俄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民主化与工业化。而斯大林模式是一条片面追求工业化的道路，它割裂了社会正常发展进程，与工业化同步的既没有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更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相反是高度的集权化了。斯大林模式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集权的过程。国家越来越强，社会越来越弱。

同时这也是一条以解放人为出发点而最后又奴役人的道路，是一条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牺牲农民利益的道路。工业化的成就与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不成比例。

引导学生思考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思考在这条道路中人是目的还是工具？ 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富强的目的是什么？国家强大与人民是什么关系？是国强民富还是民富国强？什么样的国家才值得尊敬？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给人尊严？做大国公民还是大国寡民？

核心是引导学生认识到在一个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

一是关注农民，善待农民。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必须要给农民出路——

英国圈地运动中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但可以自由流动；法国小块出售土地，农民可以自由经营。

斯大林错误在于：第一，不相信农民；第二，不承认农民有不同于工人的特殊利益；第三，侵犯农民利益。控制了农民人身，剥夺了农民选择的权力。

二是怎样对待世界，尤其是怎样与西方国家交往。

当我们重新走进这段历史，会发现，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甚至包括苏联的工业化奇迹的创造中，都离不开西方的身影。

我根据齐世荣先生《近代世界九强的崛起》一书提供的资料，梳理了一份新经济政策前后时的苏维埃政权国际处境大事表：

1920年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解除了对苏俄的封锁。

1921年3月16日，英苏贸易协定签订，打开了一扇交流之窗。

1921年1月，协约国邀请苏联出席热那亚会议。

1921年5月，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

1924—1925年，国际社会出现在法律上承认苏联的高潮。

国际局势的变化让列宁做出两个重要判断：苏俄同先进国家完全隔绝的状态已经被打破；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终于形成了。而且，列宁认为，苏联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会使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密切经济联系的。

至于苏联工业化得到西方援助更是惊人。据高淑媛的文介绍（见卢之超《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P95—101）

1931年，美国有一半以上的机器出口到苏联，1932年英国出口机器的90%卖给了苏联。苏联三大钢铁基地中，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年产246万吨钢，由450名美国工程师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格里钢铁厂为蓝本设计的，电力系统由通用电气公司设计和装配；库茨涅茨克钢铁厂由美国佛林工程公司设计，以艾佛哈德为首70名美国专家投入建设，德国、法国公司参加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也是在美国提供技术设备和专家的条件下建成的，美国通用电气和纽波特—纽斯公司承揽。苏联汽车工业基础的三大汽车都是在西方技术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最大的高尔基汽车厂由福特援建；第二汽车制造厂由布兰公司改组扩建；雅罗斯拉夫汽车厂由美国赫尔克里士公司扩充改建。四大拖拉机厂，有三个由西方援建，只有一个是自己独立建设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由近80家美国厂商制造设备，570名美国人、50名德国人参加组装。《为了工业化》杂志1933年7月5日发文称“美国工程师们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制定的计划方案使该厂在很短期间内竣工投产成为可能。”

美国与西方还帮助苏联发展飞机制造业。1937年，马丁格伦公司与苏联签订了设计轰炸机的协议。1939年，美国道尼公司在莫斯科建设一座生产轻型战斗机的工厂。船舶制造业也是如此，二战爆发前，苏联的商船有72%的船体和77%的船用发动机是外国制造的。

《为了工业化》杂志1933年8月4日 “美国的商业和科学与布尔什维克的智慧相结合，在三四年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据说斯大林同美国官员约翰斯顿谈到：“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

苏维埃的敌人竟是苏联经济奇迹的参与者，让人唏嘘之余，是不是也多了一些思考。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0年第10期 P27—31